“天下堡，瓦窯堡”。80多年前的風云際會，造就了瓦窯堡與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的不解之緣。

      在這里，剛剛結束長征的中國共產黨召開了“一次極關重要的會議”——瓦窯堡會議，解決了遵義會議沒有來得及解決的政治策略問題，制定出適合新情況的完整的政治路線和戰略方針，確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總政策和軍事戰略，實現了黨的政治路線的轉變。

瓦窯堡會議（油畫）  王國征作

      近日，求是雜志社調研組一行來到這里，回眸感悟那段崢嶸歲月。

確立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策略

       1935年，中國整個時局發生了巨大的變動。

       日本帝國主義大大加快了企圖獨占中國、不斷擴大對中國侵略的步伐，使中華民族同日本侵略者之間的民族矛盾急遽上升，全國各地開始掀起抗日救亡運動的新高潮。

掀起全國抗日救亡運動高潮的一二九運動（油畫）  孫立新作

      在這種新的形勢下，中共中央深感有必要對整個形勢作出科學的分析，制定出適合新情況的完整的政治路線和戰略方針。

     但是，在“左”傾教條主義的長期干擾下，當時黨內仍一定程度上存在著關門主義。為徹底克服這種錯誤傾向，適應形勢的要求和切實有效地發展和鞏固自己的力量，迅速開創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局面，中共中央于12月17日到25日，在瓦窯堡舉行政治局擴大會議。

召開瓦窯堡會議的窯洞  韓辰/攝

      調研組一行沿著瓦窯堡內小巷穿行，來到了田家院——瓦窯堡會議舊址。走進小院，迎面是一排五孔坐西面東的磚窯。推開中間窯洞木門，走進會場，空間并不大，兩張八仙桌拼成會議桌，6條長木凳和炕頭就是與會人員的座椅。正是在這孔顯得空間局促的窯洞，召開了改變時局和國運的會議。

      會上，毛澤東同志在主題發言中深入分析了各階級對抗日的態度，指出：半殖民地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不同于資本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它具有兩重性，在亡國滅種關頭有參加抗日的可能。他說：我是根據馬列主義基本原理和基本立場來分析中國問題。

      25日，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決議指出：“目前政治形勢已經起了一個基本上的變化”，黨的策略路線，是發動、團聚與組織全中國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對當前主要的敵人，建立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決議強調：“在目前說來，‘左’的關門主義，是黨內主要危險。”

1935年12月25日，瓦窯堡會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部分）。

 中央檔案館藏

      瓦窯堡會議舊址紀念館講解員介紹說：“毛澤東同志對這次會議的喜悅之情是溢于言表的。19日，他給在前線的彭德懷發電報：‘政治局會議開了3天，關于總的政治問題討論完了，真是一次很好的討論。’”

新形勢下的軍事戰略問題

      在蓬勃發展的抗日形勢下，紅軍向何方發展，是黨中央亟待解決的重要戰略問題。黨和紅軍領導人圍繞軍事戰略問題，特別是紅一方面軍的發展方向問題，曾有各種不同的設想和意見。

       瓦窯堡會議的另一個重要議題，就是解決這個問題。

      1935年12月23日，毛澤東同志在瓦窯堡會議上作了關于軍事戰略問題的報告。同日，根據他的報告，會議通過了《中央關于軍事戰略問題的決議》，向全黨全軍明確戰略任務。

      黨的總任務是“以堅決的民族戰爭，反抗日本帝國主義進攻中國”。

     黨的戰略方針是“把國內戰爭同民族戰爭結合起來”，“準備直接對日作戰的力量”，“猛烈擴大紅軍”。

      作戰指揮的基本原則是：戰略防御時，要執行積極防御，執行后發制人；戰略進攻時，既要反對機會主義的估計不足，努力為擴大戰果而奮斗，又要反對冒險主義，要適可而止，波浪式的發展，有陣地有后方的發展。運動戰是基本原則，主力紅軍大踏步進退是不可避免的需要的。

      主攻方向放在東面的山西和北面的綏遠，先渡過黃河東征山西，再視情況北進。

對政治策略最完整的分析

       1935年12月27日，毛澤東同志在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報告，進一步闡明瓦窯堡會議精神。

      瓦窯堡會議舊址紀念館負責人描述當天的場景：“這天，坐落在瓦窯堡龍虎山下的西北辦事處禮堂座無虛席，中央機關干部、省委市委各部部長、紅軍大學和中央黨校的學員、各縣縣委書記共400余人聚集在這里，聆聽毛澤東的報告。毛澤東身穿黑色制服軍裝，神采奕奕，站著作了這個長篇報告。”

1935年12月27日，毛澤東在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報告。

新華社發（資料照片）

     毛澤東根據中央決議充分地說明了和民族資產階級在抗日的條件下重新建立統一戰線的可能性和重要性，著重指出共產黨和紅軍在這個統一戰線中的具有決定意義的領導作用，指出了中國革命的長期性，批判了黨內在過去長時期內存在著的狹隘的關門主義和對于革命的急性病——這些是黨和紅軍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遭受嚴重挫折的基本原因。

      同時，毛澤東喚起黨內注意1927年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引導革命歸于失敗的歷史教訓，指出了蔣介石必然要破壞革命勢力的趨勢，這樣就保證了后來中國共產黨在新環境中能夠具有清醒的頭腦，“在蔣介石的無窮欺騙和很多次的武裝襲擊中，使革命力量不致遭受損失”。

      報告還指出，要把工農共和國改變為人民共和國，我們的政府不但是代表工農的，而且是代表民族的。這是因為日本侵略的情況變動了中國的階級關系，不但小資產階級，而且民族資產階級，有了參加抗日斗爭的可能性。

       這個報告意義重大。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貴州遵義舉行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事實上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改變了過去“左”傾機會主義的領導。但那次會議是在紅軍長征途中召集的，所以只能夠對于當時最迫切的軍事問題和中央領導機構問題做了決議。

紅軍長征到達陜北之后，對于這類政治策略上的問題，毛澤東這篇報告作了完整的分析，是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戰略的綱領性文獻，為實現由土地革命到全民抗戰的轉變，奠定了牢固基礎。

東征播下抗日火種

       為落實瓦窯堡會議精神，紅軍準備出師東征。

       1936年1月底，毛澤東主持召開軍委擴大會議并作了報告，進一步闡述了發展和鞏固的關系，以解除一些干部中存在的擔心紅軍主力東征會影響陜甘根據地鞏固的顧慮，統一了思想。

《沁園春·雪》

    這段時光恰好遇到大雪，毛澤東觸景生情，有感而發，信手作了一首詞，這就是著名的《沁園春·雪》：

      1936年2月20日開始，紅一方面軍以“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的名義從陜甘蘇區東渡黃河，進入山西，發起東征戰役。3月，毛澤東和彭德懷聯名發布《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布告》，主張停止一切內戰，號召愛國志士與紅軍聯合一致抗日。

東征戰役態勢示意圖

      東征戰役，共消滅敵人7個團，俘虜4000余人，繳槍4000余支，并取得了江河作戰的重要經驗，提高了部隊的整體戰斗力，而且迫使“進剿”西北蘇區的晉軍撤回山西，使陜北蘇區得以恢復、發展和鞏固，大大地擴大了紅軍抗日的政治影響。

      1936年4月17日，中共中央機關刊物《斗爭》第95期刊發了魯迅、茅盾致紅軍的賀信。賀信中飽含感情：

     “英勇的紅軍將領們和士兵們！你們的勇敢的斗爭，你們的偉大勝利，是中華民族解放史上最光榮的一頁！全國民眾期待你們的更大勝利。全國民眾正在努力奮斗，為你們的后盾，為你們的聲援！你們的每一步前進將遇到熱烈的擁護和歡迎！”

      后來，時任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司令員的彭德懷回憶這次戰役時說：“在毛主席的正確領導下，粉碎了國民黨軍對陜北根據地的第三次‘圍剿’，進軍山西，擴大宣傳抗日主張，從此共產黨奪取了抗日領導權，這是紅軍到達陜北后的第二個偉大勝利。這次，毛主席是以軍委主席兼抗日先鋒軍政治委員親自出征的，一切措施都是他決定的。靈活機動，所耗甚少，收獲很大。”“全軍指戰員都看出了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政治路線的正確。”

      陜西延安子長市委書記雷興平介紹說：

    “中國革命28年，從建黨到瓦窯堡時期正好14年，再到新中國成立正好也是14年。中共中央在瓦窯堡的7個多月，是影響中國革命進程的重要時期。在此期間，瓦窯堡會議勝利召開，不失時機地制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使黨在新的歷史時期將要到來時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動權。它也表明，中國共產黨在總結革命中成功和失敗的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已經成熟起來，能夠從中國革命實際出發創造性地進行工作。”

     1936年12月，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爆發。正是以瓦窯堡會議制定的正確方針政策為基礎，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以中華民族團結抗日的大局為重，提出正確方針政策，使西安事變得以和平解決，促成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

      如今，站在這片紅色熱土極目遠眺，昔日千溝萬壑的黃土高坡，早已綠色滿坡，處處是勃勃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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